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英国首相斯塔默将于1月28日至31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将是英国首相时隔8年再次访华。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保持沟通，加强合作，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就斯塔默访华相关议题，文汇报记者采访了上海外国语大学中英人文交流中心主任高健。
文汇报：斯塔默在去年底的一次讲话中称，“多年来，我们对中国的态度忽冷忽热，我们经历了黄金时代，然后又陷入了冰河时代。我们拒绝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访华前夕，他又表示，中国能提供商业机遇，忽视中国是“不明智之举”。过去八年，中英关系经历了什么？英国准备好推进务实外交，重启“黄金时代”的商业对话了吗？
高健：自2015年至今，中英双边关系经历了一段跌宕起伏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深受新旧国际秩序转换的深刻影响，也受到大国博弈背景下传统国际政治逻辑的深刻制约。虽然中英于2015年将双边关系定调为“进入黄金时代”，但是，2016年英国“脱欧”后国内政局极为动荡，英国政坛缺乏具有历史担当的政治家，无力建构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全球外交战略。英国历届政府对中英经贸合作存在普遍共识，但长期受制于冷战思维与外交意识形态的掣肘，在对华认知上缺乏客观清醒的判断，对华政策始终摇摆不定。
斯塔默政府上台伊始，就提出在对华政策上要面向“外交现实主义”，强调对华政策的可持续性与稳定性，是一种客观务实的表态。虽然过去十年中英“黄金时代”的成色大打折扣，但是我并不认可“冰河时代”的说法。中国在对英政策上始终保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具有高度稳定性与一致性，事实上，两国经贸关系始终保持着一定的热度，双方在科技、教育、人文交流领域的合作也并未减退，可以说发展中英双边关系的“刚需”始终是强劲的。斯塔默政府在执政两年后开启访华之旅，可以视为英国对华政策的方向性选择。
文汇报：斯塔默访华的核心诉求是什么？中英此轮互动有哪些看点？
高健：斯塔默此次将率50余家英国大企业高管和机构代表随访，涵盖金融、医药、制造业、文化、创意等英优势领域，充分体现了英方对深化双边经贸关系的热切期待。这是一次争取英国国际发展空间、扩大对华经贸合作的务实之旅。
第一，双方将加强金融合作。作为全球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和伦敦间的合作广泛又深入，“沪伦通”机制加强了两国企业的相互融资投资以及中国和欧洲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上海庞大的金融资本市场与增长潜力同伦敦成熟的金融规则体系与全球网络形成互补，双方在金融领域的合作具有很大拓展空间。
第二，双方在绿色基础设施与能源领域合作空间很大。英国工党政府承诺实现“2030清洁能源转型”，这需要巨大的资本和技术投入。斯塔默希望吸引中国在电动汽车产业链、海上风电及新型储能技术上的投资，利用中国的高效率产能填补英国的基建缺口。能源发展转型方面，在氢能、储能、电力市场以及新能源产业等清洁能源领域合作推进能源的绿色低碳转型和安全可持续发展。
第三，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中英均坚持自由贸易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双方将推动货物和服务贸易协同发展，不断拓展绿色能源、医疗健康、创意产业、智能制造等领域合作空间。
爱尔兰总理马丁。
文汇报：今年开年以来，欧洲国家领导人“排队”访华引起国际社会瞩目，从爱尔兰总理、芬兰总理，到此次英国首相，欧洲领导人为何纷纷向东看？
高健：2026年开年以来的“访华潮”，是欧洲在“美国不确定性”时代背景下的一次集体战略转型。欧洲领导人排队访华，背后的驱动力是多重的，且带有强烈的时代紧迫感。
最直接的诱因是“特朗普冲击”的常态化。美国对北约的质疑、对欧盟加征关税的威胁，以及在格陵兰岛问题上表现出的“新殖民主义”倾向，让欧洲意识到美国已不再是可靠的安全垫。欧洲国家（如爱尔兰、芬兰、德国）发现，与中国保持深度的战略与经济联系，才能在美中欧的三角博弈中获得议价权。此外，欧洲的能源成本居高不下，急需与中国在新能源产业链上的合作来完成自身的绿色工业革命。
欧洲正在对“去风险”概念进行重新定义。欧洲有意将“去风险”从“减少对华依赖”调整为“减少对单一霸权依赖”，其战略自主意识逐步增强。“访华潮”表明欧洲认同中国是解决全球性问题不可或缺的参与者。
2025年2月2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右）与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华盛顿白宫出席联合记者会。
文汇报：英国媒体曾收集读者对英美特殊关系的看法，有人将之视为“过时的迷思”，有人认为是英国“单方面的趋附”，有人认为共同的语言和历史已不足以证明英国“今天继续保持忠诚”的必要性。在您看来，特朗普时代的英美特殊关系还“特殊”吗？发展到现在有哪些新特点，其本质又是什么？
高健：所谓的“英美特殊关系”正经历自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合法性危机。历史上的英美关系的确具有“特殊性”。但这种“特殊”已经从“血缘盟友”退化为“单向依附下的不平等关系”。斯塔默对特朗普攻击北约的回击，揭示了英美之间已存在深刻的结构性裂痕。特朗普时代的英美特殊关系呈现出两个新特点：第一，美英双边关系的交易本质日益凸显。美国不再考虑英国的战略利益，而是要求英国在每一个具体议题（如关税、防务费、对华制裁）上提供“投名状”。第二，美国单边主义外交倾向日益明显。从格陵兰岛危机到对北约盟军贡献的否定，美国表现出一种无视盟友主权尊严的霸权傲慢。盟友往往成为缓解美国国内社会危机的替罪羊。英国对美国的“忠诚”换来的往往是美国在《通胀削减法案》等政策上对英国产业的无情挤压。
因此，英美关系的本质已演变为一种极为不对称的安全契约。英国在安全上极度依赖美国的核威慑和情报共享，但在经济和主权上却日益受制于美国的单边意志。斯塔默政府在安全上维持美英关系表面的特殊性，但在经济和外交上通过向中国和欧洲靠拢，试图摆脱被美国“绑架”的命运。
文汇报：去年，英国改革党在地方选举中异军突起，冲击传统两党政治。不久前，保守党影子内阁“司法大臣”倒戈转投改革党门下。英国政治的深层不稳定性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实施有何影响？
高健：英国改革党的异军突起和保守党精英的倒戈，标志着英国进入了一个“政治碎片化”的极端动荡时期。这种深层的不稳定性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产生了严重的制约与干扰。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点：首先，斯塔默的外交政策必定受到“右翼民粹”的牵制。英国改革党推崇极端的本土主义。斯塔默在推动对华经贸合作时，不得不面对来自国内的舆论压力。这导致他在外交动作上往往会表现出“经济向左，政治向右”的矛盾性。
其次，外交政策依然存在“短期化”风险。频繁的官员倒戈和民调波动，使斯塔默政府在制定长远的外交规划（如中英十年战略框架）时显得底气不足。国际社会始终会担心斯塔默的政策是否具有延续性，这种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英国外交承诺的价值。斯塔默必须投入巨大精力应对国内的司法改革、移民问题以及影子内阁的冲击。这种“后院起火”的状态限制了他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的空间，使得英国在处理大国关系时显得更加被动。
总之，英国外交的未来，取决于斯塔默能否在政治动荡中建立起一套不以政党更迭为转移的、基于国家长远利益的对华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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